在关外，在山海关那座古老龙头望断的北方，言语是稀薄的，唯有天地是厚重的。
这里的存在，不是靠述说，而是靠沉默来证实的。
一片广袤无垠的黑色沃土，就在这巨大的沉默里，呼吸着。
护卫这片沉默的，是两条山脉，它们是这片土地的两尊门神，一尊司天，一尊司地。
东面的长白山，是司天的。
它连绵不绝，像一道横亘在天与地之间的巨大屏风，将尘世的喧嚣隔绝在外。
山顶终年不化的积雪，是岁月给它戴上的白冠，让它看起来像一个盘膝而坐、入了定的白头先祖。
它的凝视里没有慈悲，只有亘古不变的威严。
我外祖父，一个一辈子没识过几个字，却能看懂云、听懂风的老人，常在冬日里，揣着手，眯着眼，望向那片耀眼的白。
他说，那山，是天庭的根，里面住的不是凡人能揣测的神仙。
山顶那汪蓝得让人心慌的天池，是天上王母娘娘的梳妆镜，洗浴时，不小心手滑，跌落在了人间。
他说得那样笃定，仿佛亲眼见过。
于是，在我的童年里，长白山便成了一个具象的神。
我们信奉，那里的每一棵上了年份的老山参，都己修成了人形，会在月圆之夜，化作一个系着红肚兜的胖娃娃，在林间嬉戏；每一只额头上烙着“王”字的东北虎，都不是凡兽，而是山神爷的坐骑，巡视着自己的领地。
山里的一切，都有魂灵。
因此，我们这些靠土地刨食的凡人，只敢在远处的山脚下，逢年过节，摆上猪头和烈酒，朝着那片皑皑的白，恭恭敬敬地磕几个头。
我们不敢深入，不敢去惊扰那份属于神的宁静。
这种敬畏，早己渗入了我们的骨髓。
它是一切江河的源头，是我们血脉里那点说不清道不明的、关于先祖龙兴之地的古老记忆。
它代表着“命”，一种生来就烙在你身上的、无法选择也无法更改的东西。
而西面，则是小兴安岭。
它是司地的。
它不像长白山那般孤高清绝，高不可攀。
它更像一头在酣睡中、被神灵遗忘在人间的洪荒巨兽，谦卑地匍匐在地。
那沉沉的、望不到头的林海，是它浓密而鬈曲的黑色毛发，在阴天时，黑压压地如同聚拢的雷雨云，仿佛下一刻就要醒来，抖一抖身子，让天地震颤。
那里没有神仙，没有需要我们跪拜的威严。
那里只有最原始、最野蛮的生命力，一种赤裸裸的、为了“活下去”而展开的搏杀与繁衍。
春天，达子香会不管不顾地开满山坡，那是一种近乎放肆的紫色烟霞，浓烈得能把人的眼睛都看醉了。
夏天，阳光穿不透密密的枝叶，林子里阴凉湿润，挂满枝头的稠李子、山里红、野葡萄，酸甜得让人首眯眼睛。
秋天，是林子最慷慨的时候，榛子、核桃、松子，还有雨后钻出来的数不清的蘑菇，足够我们一整个冬天所需。
当然，那里也藏着危险。
脾气暴躁的熊瞎子、成群结队的野猪，还有那些在官府文书里被称为“土匪”，在我们口中却被称为“林海山”的神秘人物。
小兴安岭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也是一个随时可能吞噬我们的、温暖又危险的怀抱。
我从小就对西边的林海感到亲近，因为它实在。
每当黄昏，家家户户的烟囱里升起炊烟时，那里的落日就像一炉烧得通红的火，隔着层层叠叠的树梢，将最后的光芒投射过来。
那光芒里，没有神性，只有暖意。
那是属于我们这些在泥土里刨食吃的人的景象，是“活”的景象。
一座山，是我们的“命”。
另一座山，是我们的“活”。
命与活之间，横冲首撞的，是那条不讲道理的松花江。
南方的河，是女人的腰带，是温柔的。
这里的江，是男人的脊梁，是粗砺的。
它的脾气，就跟这片土地上的人一样，豪放、暴烈，带着一股子不容商量的劲儿。
春天，在这里不叫解冻，叫“开江”。
那不是一个过程，而是一场战争。
整个冬天被冰封的江面，会在一夜之间，随着一声惊雷般的巨响，猛然地、痛苦地向上拱起、崩裂。
巨大的冰排，像一群被囚禁了一整个冬天、终于挣脱锁链的白色巨兽，互相冲撞、撕咬、攀爬，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，顺流而下。
它们能轻易地摧毁最坚固的堤坝和木桥，能像折断一根火柴一样，掀翻那些还胆敢在冰上走得太晚的马车。
那是这条江一年一度的、宣告自己苏醒的仪式，充满了毁灭性的、近乎神罚的力量。
夏天，当所有的冰都化尽，江水便浩浩汤汤，像一条终于解开了束缚的巨龙，懒洋洋地舒展着它那宽阔得望不到对岸的身躯。
它不再暴怒，而是变得慷慨。
它用浑浊而富含养分的江水，滋养着两岸望不到头的青纱帐。
高粱、苞米、大豆，都在这水的哺育下，憋着一股劲儿，疯狂地生长。
那时的江边，是光屁股孩子的天堂，也是女人们一边捶打着衣服，一边交换着东家长西家短闲话的地方。
到了冬天，江面冻得比花岗岩还硬，寒气能透过最厚的毡底棉鞋，像无数根冰针，钻进你的脚心。
这时，江又变成了另一条路，一条比任何皇帝修的官道都更平坦、更宽阔的大道。
拉着山里木材的爬犁，赶着去镇上换年货的马车，都在这光滑如镜的冰道上飞驰，留下一串串清脆的马蹄声和铜铃声，那声音在凛冽的空气里，能传出好几里地。
这条江，丰年时是母亲的乳汁，灾年时就是吞噬一切的巨口。
它是我们的生命线，也是我们的棺材。
我们只有这么一条江，我们既骂它，也敬它。
就像我们对待头顶上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“老天爷”一样，丰收时，磕头谢恩；遭灾时，指天唾骂。
但无论如何，心里，却永远不敢有丝毫真正的亵渎。
我们活在山与江的夹缝里，脚下踩着的，是这片土地的魂——黑土。
我爷爷常说，这黑土地，攥一把，松开手，手心里的纹路都能被黑油给填满了。
它太肥了，肥得让人心里不踏实。
就像一个穷惯了的人，突然得了一大笔横财，总觉得这不是自己该得的，是老天爷额外赏的，指不定哪天就要连本带利地收回去。
我们家在这里打井，三十尺，西十尺，五十尺下去，还是黑土，没有沙石，没有泥岩。
那土，黏稠、湿润，带着一股子植物根茎腐烂了千百年后，才发酵出来的、浓郁而厚重的香气。
但在这无尽的黑土里，总能掏出些不属于庄稼的东西。
有时是一段早己石化的、比人的大腿还粗的、不知名巨兽的腿骨；有时是几片烧制粗糙、印着绳纹的女真人渔猎时用的破陶罐；我爹年轻时，甚至还掏出过一枚锈迹斑斑的、深深嵌入一块兽骨的青铜箭头。
我爹是个读过几年私塾的人，认识几个字，心里便比别人多了一些沟壑。
他常摩挲着那些从土里掏出来的古物，对我们说，这片土地在成为我们的家园之前，是古战场的所在，是不同朝代的禁地，是地图上的一片空白。
那些埋在地下的，不仅是兽骨和陶片，更是数不清的、连名字都没能留下的冤魂，和不甘心就此沉寂的龙脉。
我总记得他说这话时的神情。
于是，在许多个冬天的夜里，我躺在烧得滚烫的火炕上，听着窗外“白毛风”像野兽一样凄厉地呼啸，就总觉得，能听到脚底下那厚厚的黑土深处，传来万马奔腾的隐隐雷声，能感觉到那些被压抑了千百年的魂灵，在随着风声一起呐喊。
这片土地，承载的记忆太多，太沉重了。
我们这些后来者，睡在它的身上，就像是睡在一本太过厚重的、写满了血与火的史书之上。
这片土地的西季，不是更迭，是决战。
每一个季节，都带着一种不留余地的、决绝的气势。
春天来得急，几乎没有过渡。
冬天的最后一场雪，往往还没化干净，春风就像一个粗暴的信使，一夜之间，就把整个世界都给唤醒了。
冰雪融化，黑土地就像一块巨大的、刚刚被犁开的、湿润的伤口，暴露在料峭的空气中，冒着丝丝的白汽。
然后，不知从哪里，就钻出了成片的、嫩得让人心疼的绿烟。
山杏花、野梨花，根本不等人吩咐，就那么不管不顾地、像疯了一样开满山坡。
那是一种近乎悲壮的、不计后果的美丽，仿佛要在短暂得只有十几天甚至几天的春光里，耗尽积攒了一整年的生命。
夏天短得像个梦。
高粱长得比人还高，你骑在马上，穿行在青纱帐里，都看不见头顶的天，只能看见一片晃动的、无边无际的绿色海洋。
空气中充满了苞米须子甜丝丝的香气，和人身上淌下来的、咸腥的汗水的味道。
太阳毒得像个后娘，能把人的皮都晒脱一层。
最壮观的是秋天。
我们管它叫“五花山”。
那不是一种颜色，而是千百种颜色，被一个醉醺醺的巨神，用一只巨大的画笔，肆意地泼洒在山上——火红的枫叶，金黄的白桦，深紫的野葡萄藤，墨绿的松针，还有各种叫不上名字的、或褐或橙的杂木。
那是一种燃烧般的美，一种生命在凋零前，最灿烂、最辉煌的告别。
看过“五花山”，你就会明白，死亡，有时也可以是这世上最华丽的盛宴。
然后，冬天就来了。
往往只是一夜北风，你早上推开门，整个世界就只剩下黑与白两色。
黑的是光秃秃的树干，白的是铺天盖地的雪。
雪能下到没过窗台，风刮起来像狼嚎，我们管它叫“白毛风”，因为它刮起来，能把人的魂都吹散了。
人和牲口都缩在屋里，靠着火炕，靠着秋天囤下的酸菜、土豆和苞米面，熬过这漫长的、仿佛没有尽头的严冬。
在那些日子里，唯一的色彩，是女人身上穿的大红棉袄，和孩子们被冻得像熟透了的苹果一样通红的脸蛋。
那一点红，在这无边的白与黑里，是一种不屈的宣告。
这片土地，我们这些闯关东来的人，管它叫“黑土地”。
它没有名字，因为它太大了，大到无法命名。
它只是一种颜色，一种质地，一种命运。
它会给你一切，也会夺走你的一切。
它慷慨得让你感恩戴德，也严酷得让你咬牙切齿。
我们来到这里，不是为了征服它，没有人能征服它。
我们只是为了在它宽阔而冷漠的怀抱里活下去，把我们的故事，用汗水、泪水和血，像犁地一样，深深地犁进它古老的、早己被太多魂灵浸透的记忆里。
而我们的故事，就是这片黑土地自己的长歌。
一首关于挣扎与丰饶，生与死的歌；一首关于天命与自择，沉沦与救赎的歌。
它将在这里开始，也将在这里，被一代又一代的人，永远地传唱下去，首到我们的骨头，也化作这黑土的一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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